(三)
1911年,辛亥革命,帝制结束,实行共和,此后连年混战。1911-1920年,耒阳境内发生4次军阀战争,最长的一次是1918-1920年,南、北军阀在耒阳各立县衙、相峙达2年之久,“一县两衙分南北,千方百计要东西”,民无宁日,田土荒芜。
1917年10月,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消息传到中国,以蒋啸青、贺恕为代表的耒阳籍知识分子奋起探索“求国求民”道路,组织“以改造自己和改造社会”为宗旨的“沙子会”和“心社”,发行进步书刊,宣传新思想,为建立中共耒阳地方组织进行思想和组织准备。1925年春,中国共产党耒阳地方执行委员会诞生,与国民党合作,开展工农运动。1926年,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进入耒阳,受到工农群众热情欢迎和大力支援。1926年7月,耒阳工农会公开活动。11月建立县农民协会、县总工会,全县建立37个区,350个乡农会,57个工会,入农会农民16000多人,入会工人2000余人。组建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开展斗土豪劣绅,反夫权、族权、神权,实行禁鸦片烟、禁赌、禁娼,兴办学校,改造社会风气。正当革命形势蓬勃发展之际,1927年5月长沙发生“马日事变”,耒阳的反动势力乘机向工农反扩。中共耒阳县委改组农民自卫军为工农独立团,准备与驻扎在耒阳的广东农军共保耒阳。6月底,接省委“放弃抵抗”指示,工农独立团解散。国民党厉行清党清乡,进步民主被摧残,社会又呈黑暗状状态。
中共“八七”会议,拉开耒阳县十年游击斗争的序幕。1928年2月,湘南起义爆发,朱德率工农革命军攻克耒阳县城,在耒阳坐镇指挥近50天,耒阳成为湘南起义军事指挥中心,建立县、区、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组建农军10万余人,实行插标分田,发行苏维埃政府劳动券。国民政府调动四个师的兵力“进剿”耒阳。起义失败后,万余革命人民,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屠杀并没有吓倒耒阳人民。1928年5月,随朱德上井冈山的耒阳县委及耒阳农军(编为红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组成工农红军湘南第一路游击队返回耒阳,开展闻名全国的“四八”冲团。在冲团中,邝庸、刘泰等领导人牺牲,游击队人员大减。1929年3月,中共耒阳县委又组建一支以谭衷为队长的赤色游击总队,活动于县境四乡,先后打垮小水镇、大陂市等地挨户团、守望队,还一度攻战县城,震撼湖南。湖南省清乡司令部调来国民党十九师罗树甲旅,驻耒“剿共”,谭衷和团县委书记徐勋遇害,游击总队被打散。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共耒阳县委组织小股武装,开展减租减息及年关斗争。1932年县委书记邓宗海牺牲后,县委委员谢竹峰继续领导斗争,组建中共耒阳县工委,党组织不断发展。1934年建立中共耒(阳)安(仁)永(兴)中心县委和湘南赤色游击第三大队,开辟耒安永游击根据地。红军长征后,游击斗争进入极其艰苦时期,湖南省第五保安司令部出动5000余枪兵到耒阳“剿共”,在游击区日搜山、夜围村,企图把游击队困死在山上。与此同时,耒阳县政当局施行白色恐怖政策,政治上对人民高压,组织清乡委员会、挨户团、铲共义勇队,实行保甲连坐法,把县境划为四个清剿区,发出通缉共产党员、游击队员命令40余件,计2000余人;军事上先后5次出动8个师、旅计2万余人,清剿游击队。经济上对农民加租加税,财政50%以上用于“剿共”,致使破产农民与日俱增;教育上尊孔读经,恢复私塾,民国18年,私塾比全县小学多17.83倍。
十年中,经济有所发展,兴修水利,修筑山(平)塘、堰坝,粮食亩产由1926年的124公斤提高到139.5公斤。推广水稻、棉花良种,建立小型林场、苗圃,引进油桐良种。拆城墙,修筑环城公路,建成耒安公路。过境粤汉铁路通车,修成县城至灶市火车站简易公路。商品集散地逐渐由耒水沿岸的商埠口岸转移到公路铁路沿线。采煤出现部分机械代管手工操作,县城建起火力发电厂,始用电灯照明。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3月,中共耒安衡中心县委,与国民党谈判,达成合作抗日协议。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编入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县委在县城建立新四军通讯处(后改称新华日报耒阳分销处),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宣传抗日。国民党耒阳县政当局以“土匪”罪名捕押中心县委书记刘伟文和宣传部长、新四军通讯处负责人李鹏等6人。后经驻长八路军办事处徐特立出面交涉才释放刘、李等人。“平江惨案”后,耒阳县政当局撕下合作的假面具,通缉共产党员,捕杀中心县委委员邹代富及颜桂生等50余人,查封新华日报耒阳分销处,逮捕分销处负责人李德贵。中心县委根据中共中央“隐蔽粗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再次转入地下,开展隐蔽活动。
1939年5月,湖南省政府搬迁耒阳,随迁到耒阳的有第九战区司令部、省党政军群机关及工厂、文化科研单位百余个,耒阳人口骤增,一时显得兴旺。境内办起造纸厂、药品器材厂、液化燃料厂、城南和城北火电厂,建立汽车站,开展汽车与火车联营业务。发展科学技术,成立农业改进所、蚕丝改良场、兽疫防治站、血清制造厂。教育也一时发展起来,县内有稚童小学1年,保立小学448所,县中、精忠、私立广湘等5所中学,有省立第二、高级护士助产、黎光、劝兴4所职业学校,县立简易乡村师范学校1所。还建立了无线电台。金融、商业、交通事业也相应发展起来。
1944年6月,省政府及第九战区司令部迁出耒阳。7月,日本侵略军陷境,狂轰滥炸、奸淫屠杀、烧抢掠夺,兴旺一时的工业、农业、教育、商业、交通惨遭破坏,人民死亡10.468万人,田土荒芜逾半,县城几成废墟,直接经济损失2423.3亿元(银元)。三任县长(谷乐军、熊为琦、罗醒)大发国难财,拉空公款千多元(银元)。国民革命军与日本军为争夺县城和粤汉铁路线,进行殊死战斗30余次,双方伤亡惨重。日本侵略军陷耒阳后,一部分隐蔽在外地的中共党员骨干陆续返县,恢复建立毛栗冲、白沙等党支部,建立抗日游击小组,与日本侵略军进行游击战。
1945年日军投降,次年值大旱,又遭瘟疫,半数人离乡背井,逃荒外地,遭日军破坏的家园无力重建。在兵祸、天灾、瘟疫面前,耒阳党政官员视百姓死活地不顾,一方面强行抓兵,增加苛捐杂税,侵吞县产,中饱私囊;一方面全力剿共,组建县自卫总队,成立“剿共委员会”,实行“纵横联保连坐切结法”,实施“总体战”,推行“空室清野”,发出“通匪、窝匪、济匪、造谣惑众者杀无赦”命令,企图消灭中共地下组织。耒阳铁路、公路职工举行罢工斗争,开展反饥饿、反迫害斗争,货运、客运中断。1949年4月,解放大军突破长江天险后,耒阳县党政官员人心混乱,县党部书记长黄宗社辞职,接任三个月的县长陈颖心不辞而别,剿共老手段人范自荐为县长,全县15个乡镇有8个乡的武装人员起义投奔共产党,警察局武装也纷纷起义,脱离国民党。耒阳县政当局已是四面楚歌。
1948年秋,中共湘南工委由衡阳迁耒阳大义。1949年2月组建湘南武工队,4-6月,建立中共耒阳县工委,中共耒(阳)永(兴)安(仁)衡(南)中心县委。不久,中共湘南工委又在大义组建湘南游击司令部,并把湘南武工队改编为第二大队。7-9月,在耒阳陆续收编地方游杂武装,警察、乡镇起义武装,又组成第七、第九和警卫3个大队,河东已控制在共产党游击队手中。
国民党反动派意识到末日来临,便以十倍的疯狂,阻止革命继续前进。1949年初,耒阳成了白崇禧阻止解放军南下的第二道防线,驻军达20余万。衡宝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把国民党的防线突破,耒阳已见到了曙光。
(四)
1949年10月7日凌晨,湘南游击司令部第二大队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四十六军一三六师解放耒阳。
耒阳的解放,结束耒阳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统治,结束近百年来的内乱,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1949年10月-1956年,耒阳有步骤地完成经济恢复和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中共耒阳县委、县人民政府接管耒阳后,领导全县人民一手抓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一手抓国民经济恢复,开展减租减息、清匪肃特、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等运动,稳定社会秩序。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复、发展经济。农业上,奖励开荒,推广精耕细作,提倡兴修水利,号召以粮为主,扩大棉、麻、烟种植面积,垦复油桐、油茶山。在工商业上,积极发展工矿业,鼓励停办的作坊、工厂、煤炭开工开业;动员群众扩宽路面,发挥人力车,恢复运输;实行劳资两利,允许雇工,发展商业。在教育上,接管私立广湘中学,并将劝兴、黎光职业学校合并到耒阳县立初级中学,扩大中学规模;充实、培训小学教师,发展乡村小学。经过三年的努力,人民政权巩固,社会秩序稳定,国民经济恢复并有发展,人民生活得到较快的改善。1952年底与1949年比,粮食部产提高38.8%;工业总产值提高15.19%;商品零售总额增加55.5%;中学在校学生增加79.92%,小学在校学生增加2.4倍。
1953年-1956年,是耒阳县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51年12月,中共耒阳县委作出《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定》,1952年春进行互助合作试点,1954年底,入互助组农户占总农户的60.8%。在组建互助的同时,开始组建农业初级生产合作社,酝酿筹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形成高潮,是年底,全县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户占全县总农户的53%。1956年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转为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占全县总农户的99.072%。1956年底,通过“带、联、并、转”等办法,全县私营工商业全部组成公私合营工业、手工业联社与合作商店。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基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段,这是耒阳历史上一场最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调动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经济发展,1956年与1952年比,粮食产量提高15.1%,工业产值提高1.63倍,商品零售总额增加60%,在校中、小学生人数分别增加80%、20.5%。
1957-1966年,耒阳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1957年,中共耒阳县委、县人民政府贯彻中共中央“八大”会议方针,对已建立起来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合作商业、公私合营工业,进行整顿巩固;对全县的基本建设、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进行积极稳妥的计划安排。这一年全县工农业生产取得较好的经济效果,与1956年比,农业产值提高8.8个百分点,工业产值提高33个百分点。是年,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由整风发展为反击右派进攻,斗争严重扩大化,致使317名教师、干部被划成右派。
1958年,正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开始“大跃进”。经济建设上提出高批标、高速度、放卫星。县委、县人民委员会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求到1962年时,工业总产值为1957年21.42倍,粮食产量为1957年5.97倍。为了完成这些高指标,在农业上违反科学规律,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大搞“深翻土地”,“高度密植”;在工业上,提出“乡乡办工业,各级办工业,部门办工业”,“以钢为纲”,“全民大办钢铁”,开展“插红旗拔白旗、反保守”运动。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带来浮夸风。粮食亩产由1000斤抬到1万斤,红薯亩产由3000斤抬到14万斤,农业上的卫星满天飞。工业上不管资源、资金、技术力量如何,一味追求数量,不到一年时间,全县工矿企业盲目发展到872个,职工人数激增到105470余人。与1957年比,分别增加4.77与2.74倍。多数工矿企业不久因材料、设备、技术诸方面问题而停办,造成人力、物力、资金的浪费。9月2日,省委“动员全省人民向钢铁大进军”广播大会后,一个以钢铁为中心的新的“跃进”浪潮遍及全县,出现了“书记挂帅,全民动员”,“土洋结全”,“各行和业大力支援”“大办钢铁”,全县调动90%人力、物力、财力,在短短一个月内,兴办炼铁厂450多个,建土炉子2430多个,小洋炉5个。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年底,农村劳动力几乎全部去炼钢铁,造成当年晚稻无人割,油茶苞无人摘,红署无人挖,农业本来丰收,结果造成减产,损失近25%。
1958年10月,兴起人民公社化运动,全县撤销乡,组成25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11248户,相当于高级农业平均户数的158.9倍。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办公共食堂,片面强调“一大二公”,“政社合一”,人为地使权力过份集中,加速集体制所有制向全民制的过渡,提出“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企图通过人民公社,一步跨入共产主义社会。取消经济指标,取消等价交换原则,取消社员自由地、家庭副业,实行拉开穷富队、平均分配、无偿调用生产资料的“一平二调”“共产风”,严格侵犯集体和群众利益,严重挫伤社员群众生产积极性。
1959年开展“鼓干劲,反右倾”运动,“左”倾错误加剧。继1958年“大办”粮食、钢铁之后,又“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教育、“大办“林业”、“大办”商业等等,全县同时动工兴建中小型水库100多座,修筑公路19条,挖山造“万亩”林场11处,男女老幼都上工地,大搞人海战术,大搞强迫命令,斗打干部和群体。造林、兴修水利、修筑乡村公路,愿望是好的,但“大办”超过当时的人力、财力、物力所能承受的范围,严重影响人民正常的生活活动与人养生息,加剧“五风”(共产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特殊化风)的泛滥。
1958-1960年的“大跃进”,给耒阳经济建设带来破坏。1960年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减26.19%;全员劳动生产率比1957年下降25.4%。但由于全县人民忘我劳动,办起了钢铁厂、发电厂、机构厂、造纸厂、煤矿,为以后的工农业的发展打下基础。与1957年比,发电量增加5.8倍,煤炭产量增加1.96倍,改变了工农业产值结构,工业产值由1957年11.92%上升到38%。修成竹马、司夏等19条县级公路,通车里程为1957年的3.34倍。建在中小型水库127座,有效灌溉面积为1957年1.26倍。兴办普遍中这21年,卫校、师范学校各一所,在校学生小学增加0.2倍,中学增加2.23倍。文化卫生、商业也相应得到发展。
1961年,根据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对工业、农业建设投资等进行调整。工业采取关、停、并、转办法,将县属43个工厂矿调整为14个,压缩职工7900人;部门属工业企业调整为120个,压缩职工26314人;社队办工矿企业全部停办,人员充实,加强农业第一线。农业上通过贯彻中共中央《农村亿公社工作条件(草案)》和中共湖南省委《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十大政策》,实行“三权”(种植权、技术管理权、农活安排权)、“四固定”(劳动力、土地、耕畜、农具固定在生产小队)、“三包”(包产、包工、包成本)、“三定”(粮食定产量、定统销、定征购)等政策,开展整风、整社、“三反”(反违法乱纪、反贪污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纠正“五风”错误;停办公共食堂,调整公社体制,实行“队为基础,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清理退赔“一平二调”款额,减轻农民负担。为1957年以来在各次政治运动中错批判错处分的干部、教师甄别平反等。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1966年与1960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42.8%,粮食总产量提高46.89%。
1966年开始第三个五年计划,耒阳县委、县人委根据省委、省人委的安排,制订了1966-1975年10年经济发展规划。规划要求,到1975年底,县属工业产值应达到3537万元,粮食总产量应突破3亿大产,达到3.059亿公斤,公猪饲养40.71万头。
“文化大革命”把10年规划完全打乱。1966年夏,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耒阳的杜陵祠被毁,保存千多年的谷朗碑等文物被损坏。是年冬,造反派组织峰起,红卫兵串连、工厂停产、学校停课。县、区、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都被列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遭批斗,靠边站,全县各级领导班子瘫痪。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耒阳从生产队到县委被全面“夺权”,驻耒阳部队介入地方文化革命,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1968年9月,耒阳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取代中共耒阳县委、县人委权力,原来的大部分领导干部下到五七干校劳动。坚接着开展以“右倾回潮”,“评法批儒”,“反击右倾翻案风”等一系列运动,严重干扰耒阳经济建设秩序。耒阳1966年制定的十年规划,到1975年底,县属工业总产值只完成83.6%,粮食总产量只达到计划的90.8%,生饲养量仅完成45.97%。
1970年11月,中共耒阳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组成中共耒阳县委。新的县委领导人民群众“批陈(伯达)整风”、“批林(彪)整风”,清除部分“左”倾错误,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活动。在工业上,兴建氮肥厂,扩建日产10吨白版纸车间,遥田电站动工兴建,南阳、红卫、白山坪三个省属煤矿建成,耒阳插秧机厂生产的水田插秧机出口阿尔巴尼亚及东南亚5国,1961-1976年,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率13.1%。在农业上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新修大、中、小型水库37座,灌溉面积达到27万亩;改造河溪34条,长214.9公里;修引水干、支渠262条,长1243.7公里;建立47个公社农科站,推广杂交晚稻,普及烤烟种植技术,被国家定为大寨式县,粮食产量年均增长4.7%;全县修公路67条,长535公里;建成耒新铁路及其支线珠龙线、白南线,通车营运;耒阳公路大桥、白沙铁路大桥的建成,结束了耒阳东西两片的局面。社队企业迅速发展,公社除办林场、果场、茶场外,还办起小煤矿、机修厂、农机站、加工厂,部分公社还办志了水电站。1973年社队企业发展迅速,办起工矿企业660个,产值609万元,占农业部产值的5.4%。在经期间,全县建成文化网,社区办起中学,生产大队建立合作医疗机构,商业代销点发展到624个。
1977-1990年,耒阳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
“文化大革命”结束至1980年,全县人民深入揭批“四人帮”,结合本县具体实际,查危险,肃流毒,打击社会上的敌对势力,稳定社会秩序。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县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调整经济计划和经济工作,开始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9年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开始落实农村各项政策,建立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允许农户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开放集市贸易,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从多方面调动农民积极性。大搞“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经过4年的奋战,国民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粮食总产量由1976年的30970万公斤增至36840万公斤,年均递增5.2%;工业总产值由5348万元增至8022万元,年均递增10.7%;生猪饲养由19.50万头增至22.24万头,年均递增4.7%。
1981年开始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继续执行八字方针,开始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调整农业经济结构。由包工到工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超产奖励的联产责任制,取代过去的定额管理,评工记分、小段包干、分组作业的责任制形式,1982年联产责任制发展到包产到户,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农民掌握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自主权,生产积极性得到调动。1984年粮食产量比1980年增产8875.7万公斤,年均递增5.9%,1986年秋推行双层经营扩大承包范围,延长承包时间,完善承包制度,将口粮与商品粮田分开。1990年全市有口粮田22.03万亩,占38.3%;商品粮田35.49万亩,占61.7%。双层经营制的实现,巩固壮大集体经济,稳定生产责任制,进一步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粮食总产量1990年与1986年比,年均递增4.01%。
在推行生产责任制的同时,开始农业经济结构调整。1978年全县农业总产值16583万元,种植业占总产值的73.73%,林、牧、副、渔仅占26.27%,其中副业只有4.35%,渔业只有0.39%。耒阳工业基础历来薄弱,自然资源优势没有充分开发利用。1984年,中共耒阳县委、县人民政府先后作出《关于发展商品生产疏通渠道搞活农村经济的若干规定》、《关于放宽政策加强管理加速发展煤炭生产的若干规定》,农业开始建立以发展商品生产为中心的产业结构,发展多层次、多成份的经济。农民拿出一部分承包良田种植经济作物、开池养鱼,开办煤矿,进城做工、经商、办工厂,运销农副产品。城市经济改革围绕搞好工业企业这个中心环节,简政放权,减税让利,扩权放厂,企业内部配套改革,完善经营机制,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县委、县政府对插秧机厂、农机一厂、农机二厂、水泥厂、蔡伦造纸厂等12个国营工业企业,实行“全民所有,集体经营,国家征税,自负盈亏”,改变了过去企业经营好坏一个样,职工干多干少一个产,打破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局同。1986年,耒阳撤县改市。1988年,中共耒阳市委、市人民政府作出《关于城乡一体兴工助农全力以赴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决定》,全市出现以兴工为重点,全力以赴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热潮。1990年,工业与农业产值经由1978年的33:67,发展到59:41。在农业总产值中,种植业由1978年的73.73%降为56.82%,林、牧、副、渔业由1978年的26.27%上升为43.18%,特别是渔业,比1978年提高16.06倍。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政治体制也随之进行改革。1984年,45个人民公社改为47个乡人民政府。加强农村集镇建设,至1986年,在原有三个区级镇的基础上,将夏塘、南阳、遥田、哲桥、小水、公平、黄市、泗门洲8个乡改为镇,恢复、新建圩场集市64个。耒阳撤县改市后,形成以市区为中心,大中型市场为骨干,众多农村集市为支撑点的市场网络,计划、粮食、供销、商业、银行、信贷、工商、财税由于服务对象的改变,工作方式也随之改变,计划管理由直接控制转变为间接控制,指令性计划为主转变为指导性计划为主的运行机制。对农副产品的统派转变为合同定购,财政建立“划分税种,核定收主,分级包干”新体制,投资由无偿改为有偿贷款。
1977-1990年,是新中国建立以来耒阳经济持续发展最好的时期,也是各项建设事业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时期。与1976年比,1990年全市社会总产值增长2.65倍,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13倍,国民收入增长2.4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4.21倍。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分别增长19.21%和21.52%。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得到大发展。全市有文化馆、站54个,影剧院26个,电影放影单位187个,图书馆、室203个,文化事业专业人员200多人,业余作者500多人。教育形成了专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中学教育、小学教育、幼儿教育的新体系,有普通话学79所,在校学生39420人;小学696所,在校学生158762人,普及率达到99.2%;幼儿轩203个,入园幼儿15189人。1978-1990年,教育基建投资1271.63万元,相当于改革前29年月日2.6倍,改造危房6万余平方米,新建校舍5.9万余平方米,全市基本实现“一无二有”(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人人有桌椅)要求。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有市以上医院12个,农村医院53个,其他卫生医疗机构70个,村医疗点625个,病床1006张。
改革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在前进中还有缺点与不足。首先是物价上涨,按照社会价格,1990年与1983年比,物价总指数上升96.3%,其中消费品上升88%,服务项目上升188%。社会零售物价1990年与1984年比,副食品涨价115.84%,鲜菜价格198.43%,肉蛋禽涨价155.2%,水产品涨价96.2%。其次是农业的投入减少,后劲削弱。改革14年中,平均每年用于农业的国家投资仅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07%,比改革前少21.74%。农田基本建设的集体投工大大减少,原有水利设施,有的老化,有的因开荒、开矿遭破坏。农村技术力量弱,田土山承包到户后,农技服务跟不上。农业内部产品比价不合理,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粮棉价格偏低,农民生产积极性受挫,粮食总产量自1982年后,增产幅度一直不大。第三,改革、开放,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商品,也带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无政府主义、享乐主义、高消费,一切向“钱”看等消极因素,社会刑事案件增加,严重影响社会治安。这些问题,已引起市委和市政府重视,着手进行整顿、治理。
(五)
在耒阳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浸透了前人的汗,洒满了烈士的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耒阳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率领耒阳人民,描绘出一幅幅绚丽彩图。1986年,耒阳撤县设市,经济建设转向以城市为中心。中共耒阳市委、市政府制订“稳定发展农业,重点发展工业,积极发展商业,大力发展交通,加快发展智力,把耒阳建成湘南的农产品、能源、建材基地、交通枢纽、商业文化中心”的长远战略目标和中短期经济发展规划,制订《关于内引外联经济技术合作优惠办法》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实行全方位开放,决心把耒阳建成“湘南明珠”!